从深秋到腊月，时间像被人悄悄拧快了。
入冬后，北京的风一日比一日凌厉，街头的银杏叶褪成干脆的金黄，地铁站里的羽绒服变成了主色调。
赵嘉白天忙项目投标，晚上做年终汇总，等她终于抬起头的时候，已经是明天就过年了。
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挂起了红灯笼，写着“预订年货”；公司楼下的咖啡店开始放陈奕迅的粤语歌，暖气轰隆隆响着，把所有节前的疲倦都吹得更重了几分。
在中国，春节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一种深植于民族记忆中的仪式。
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它曾是最盛大的希望，是贫瘠生活中难得的盛宴，是一个家庭一年辛劳后的短暂停靠。
在那个物资匮乏、食不果腹的年代，过年代表的不是节日的喜悦，而是短暂的富足与团圆，是人间烟火中最温柔的愿景。
然而，时代变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餐桌不再单调，衣食早已无忧。
人们逐渐从生存中脱身，迈向多元的生活方式。
曾经围着炉火包饺子的年三十，变成了机场、高铁站的匆匆身影。
年味，从锅碗瓢盆间的热气腾腾，变成了手机屏幕里的一句“新年快乐”，从一顿团圆饭的郑重其事，变成了朋友圈的照片分享。
春节没有消失，但它的内核悄然变化。
赵嘉已经很多年没回家过年了。
不是因为忙，也不是远，交通如此发达，高铁回郑州不到5个小时，而是回去没有意义。
自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家里就越来越像个提款机与道义感召的结合体。
她每个月一发工资，母亲的微信就会弹来一句：“你弟下个月要模拟考，报个冲刺班，先转两千。”
她学会说“我下月发了工资再看”，然后默默关掉消息提示。
她曾试过争取过一点点自己的生活——比如她想出国，想学更多东西。可她妈当时只回她一句：“你弟都在备考了，你还能有这心思？”
父亲沉默，默认。
赵嘉很早就明白：她是那个要“懂事”、“少惹事”、“别和儿子抢资源”的孩子。
所以，长大后她干脆不回家，也不解释。
她总说：“我在加班。”
没人关心她是真的在加班，还是在某个地铁站台边吃完一份煎饼，顺手发了一句“新年快乐”。
她的家从来不是一个等她回去的地方。
但偶尔，在某些突如其来的安静时刻，比如深夜写完一份方案、电脑屏幕熄灭的瞬间，赵嘉会想起奶奶。
老家的冬天总是干冷，奶奶屋里烧着土炉子，火光跳跃在老旧的花布被面上。
小时候她冻得手红鼻涕直流，奶奶总会拉她过去，剥一个烤得冒热气的橘子塞进她手里，边念叨：“小嘉最乖，不像你弟，成天疯。”
后来，奶奶腿脚不利索了，还坚持在院子里种她爱吃的香葱，说是“嘉嘉回来要吃的”。
但赵嘉再也没真正回去过。
奶奶的房子后来被拆了，她也不知道那些葱最后长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在风里冻坏。
她不敢太常去想奶奶，因为那是少数她曾被真正等着、被在乎着的时刻。
奶奶的身体应该还不错，至少母亲是这样说的。
那天晚上，她原本打算订腊月二十九的机票，一个人去青岛走一圈，散散步、避避年。
但周行砚看了她一眼，“你这次过年还不回家？正好”没等她按下确认键，就说：“跟我回家。”
她愣了一下：“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