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之前的心理医生姓朱迪思，一个在曼哈顿执业二十年的德国女人，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套装永远是深灰色。
朱迪思医生在接手柳依的案子六个月之后，开始出现失眠的症状。
她发现自己在下班后仍然无法停止思考这个病人的案例——不是因为病情复杂，而是因为那个坐在她对面的女人对她倾吐心声的女人内心里似乎有一种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巨大的、空洞的绝望，那种绝望太纯粹了，纯粹到会吸走周围所有的光。
朱迪思医生开始预约自己的心理医生。
她的心理医生，就是华静。
华静比朱迪思年轻许多，三十五岁，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专攻认知行为疗法与催眠疗法，在业内小有名气。
她的诊所在东六十街一栋老建筑的八楼，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种满银杏树的小街。
她是那种第一眼就让人放下戒备的人——声音平稳，音色柔和，倾听的时候会把下巴微微偏向一侧，目光专注而不逼人，仿佛你讲的每一个字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朱迪思在她的沙发上坐了三次，就把柳依的案例讲了个七七八八。
她讲那个女人的丈夫如何控制她的全部生活，她讲那个女人如何痛苦，那个女人一直在梦到雾蒙蒙的雨季的伦敦，她有多么迷茫她的母亲为什么不爱她多一点。
然后她讲到那个女儿。
朱迪思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变了。
“那个女儿，”她说，“是她的宗教。”
华静本来正在记笔记，笔尖顿了一下。
“宗教。”她重复了这个词。
“宗教，”朱迪思说，“你不可以质疑，不可以挑战，不可以让她在女儿和任何事物之间做选择。因为她会选女儿。每一次，毫无例外。”
华静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朱迪思意外的话。
“这个案例，我可以接吗。”
“什么？”
“你的反移情已经在影响你的睡眠了，”华静说，语气温和，但不容反驳，“你不能再继续接手这个病人。把她转给我，我对这个案例非常有兴趣。”
朱迪思看着她。华静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有一个专业人士面对疑难杂症时该有的、恰到好处的热忱。
但朱迪思总觉得哪里不对。她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华静说“非常有兴趣”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
一周之后，柳依的档案被转到了华静手里。
Elliot对此没有意见，他只关心结果——新的心理医生有什么资历，治疗频率是多少，账单是多少，能起到多少效果。
他的助理在核实了华静的执照和执业记录之后，签了字。
他对心理治疗本身并不太在意，也不了解，他只希望柳依的精神状态好起来。
他甚至没有亲自见华静一面。
柳依第一次走进华静的诊所，是十一月的一个周二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