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舟的老家在一个三线城市，从京市飞过去需要一个半小时，再加上从机场到家的车程，总共要三个多小时。
林知夏第一次去他的家乡，但不是以她想象中的方式——不是过年回家见家长，不是专门去旅游，而是参加葬礼。
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陈屿舟的父母在家门口接他们——父亲陈国良，一个瘦高的、跟陈屿舟长得很像但老了很多的男人；母亲王秀兰，一个矮胖的、头发花白的、眼睛哭得红肿的女人。
王秀兰看到陈屿舟从车上下来，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抱着他哭了起来。陈屿舟搂着母亲，拍着她的背，嘴唇动了动，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林知夏站在旁边，手里拎着他们的行李，安静地等着。
陈国良走过来，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你就是知夏吧？屿舟总跟我们提起你。”
“叔叔好，”林知夏微微欠了欠身，“节哀。”
陈国良点了点头，接过她手里的行李，带着他们进了屋。
葬礼安排在第二天。那天晚上，陈屿舟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表姐、表弟、堂哥、堂妹，挤满了整个客厅。有人在哭，有人在安慰哭的人，有人在商量第二天的安排，有人在吃瓜子聊天，整个屋子嘈杂得像一个菜市场。
林知夏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杯茶，安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她注意到陈屿舟被亲戚们轮番拉着说话——姑姑拉着他的手哭，婶婶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奶奶最疼你了”，表姐问他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象，堂弟跟他聊最近在玩什么游戏。
陈屿舟应对这些的方式让林知夏觉得心疼——他对每个人都微笑，那种微笑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一种“我很好，不用担心我”的笑，温和的、得体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但没有温度。他说话的语气很正常，声音不大不小，语速不快不慢，内容礼貌而得体，像一个被编写好的程序在自动运行。
但林知夏看到他的手指在发抖。
那种抖不是明显的、引人注目的抖，而是细微的、只有离他很近才能发现的抖。他的手指放在膝盖上，指尖在微微颤动，像一根被风吹动的琴弦。
她站起来，穿过人群，走到他身边，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她没有说话，没有碰他，就是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
陈屿舟偏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她看到了他眼底的东西——那是一种“你在这里真好”的情绪。不是感激，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更本能的、更直接的、像溺水的人抓住了岸边第一根草那样的东西。
她伸出手，在沙发扶手的遮挡下，握住了他的手。十指交握，掌心贴着掌心。她的体温渡给了他，他的颤抖在几秒钟内平息了。
没有人注意到。
那天晚上亲戚们散了以后，陈屿舟洗完澡躺在床上，林知夏躺在他旁边。房间是陈屿舟以前的卧室，不大，一张单人床换成了一张双人床，墙上还贴着他高中时候的海报和一些已经泛黄的便利贴。
“你还好吗？”林知夏问。
“还好，”陈屿舟说，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其实不太好。”
林知夏偏头看他，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表情很平静，但那种平静跟平时不一样——平时的平静是湖面，风平浪静，底下有鱼有水草有生命；今天的平静是冰面，看起来很平整，但底下是冻住的、凝固的、没有任何流动的东西。
“你明天要讲话吗？”林知夏问。
“嗯，”陈屿舟说，“我写了一篇稿子。”
“给我看看。”
他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打开一个文档，递给她。林知夏接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
稿子不长，写的是他和奶奶之间的回忆——小时候奶奶接他放学，给他买糖葫芦；每年过年奶奶都会包他最爱吃的荠菜馅饺子；他考上大学那天奶奶哭了，说“我们舟舟有出息了”；他创业以后奶奶每次打电话都说“不要太累了，身体要紧”。
文字很平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就是简简单单地讲述着一些很小很具体的片段。但正是这种简单，让林知夏的眼眶红了。
“写得很好，”她说。
“真的吗？”陈屿舟问，语气里有一种不确定的、需要确认的东西，像一个小孩在问“我做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