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
1992年，在阿隆·怀特的追悼会上，斯图亚特·霍尔颂扬了这位故友在“转换隐喻”方面的重要贡献，因为这种转换“对于激进想象而言具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霍尔看来，这种依据“革命时刻”、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隐喻“不再强求一致”。霍尔主张，不必为这些失效的隐喻而悲叹，因为文化研究正在“迅速移离这种戏剧式的简单因素与二元对立”的隐喻方式，它需要一种“构想文化政治学”、虑及“‘社会’与‘符号’之关系”的崭新隐喻。①或许霍尔已经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并且开始致力于这种埋葬陈旧隐喻的事业当中了。霍尔思想中的这种大逆转与文化研究（“霍尔”几乎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领域的理论历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目前来看，霍尔“主要是负责发展和接合文化研究的理论位置”，①他的作品提供了一幅文化研究的路线图，即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霍尔利用上述思想体系是旨在解决一种文化的反映论问题，而本文则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对此思想历程进行追踪与评估。笔者赞同霍尔的解决方式：文化研究最终必须放弃这种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论，与此同时，还要保留一种旨在超越经济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立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