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价值观念因素
在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和文化因素也往往起到重大作用。对中国革命持反对态度的塔夫脱政府对辛亥革命持中立政策，与此也不无关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在华外交官如代办卫理和公使嘉乐恒（W。J。）及一些商人等，担心革命破坏秩序，损害美国利益，曾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平息中国革命，支持清政府。但另一方面，出于对民主价值观念的信仰，美国民众和舆论却表达了不同的声音，他们热烈欢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认为这是一场受美国价值观念和理想影响的革命，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美国革命”，憧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波士顿《电讯报》欢呼辛亥革命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领导的革命；圣路易斯的《全球民主报》认为中国的革命，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实现。华盛顿《时报》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新闻》杂志，则赞扬中国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能力。《美国亚洲协会杂志》则将辛亥革命看作“中国复兴过程中一个必然的事件”。《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则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比作美洲的发现、罗马帝国的灭亡。纽约《商业》杂志称“这是所有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此外，圣路易斯《邮报》、圣保罗《先驱报》、纽约《商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都希望中国革命获得成功。①在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教会也对革命普遍持赞成态度，他们认为革命标志着中国的觉醒和对进步的追求，希望革命的成功将有助于基督教事业的发展。①同时，美国民众极力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和支持中国的革命。据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德（JamesReed）的研究，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国务院收到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它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②
另外，旅美华人也声援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6日，在旧金山的华人协会代表旅居美国华人，致电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发挥其影响力，促使列强对中国发生的革命保持中立，以便维护中国的完整和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③居住在美国檀香山的华侨也发函表示，他们将反对任何列强干涉中国人民通过自主选择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权利，要求美国政府为严守中立树立榜样。④
在美国民众和舆论的影响下，1912年2月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即通过了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苏尔泽（WilliamSulzer）的提案，“对中国人民实行代议制制度及其理想的努力深表同情”，“对其执掌自治政府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表示祝贺”。⑤同年12月3日，塔夫脱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中阐述美国对中国问题的中立政策时，就表示某种程度上是接受美国民众的意见，指出：“1911—1912年秋冬的中国政治骚乱导致了2月12日清统治者的退位，以及临时共和政府的成立，以处理国家事务，直至按期成立一个永久政府。在1912年4月7日国会的一个现行决议中，美国人民恰当地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主张共和原则的自然同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