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台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起，随后骆冰冰的声音再次响起：
“魏大哥，你后来见到过那两位伤者吗，知道他们的伤势怎样吗？”
“那位骑车的大爷我后来没见过，不过，那位大娘我前几天倒是见过了，原来她是我们老家镇上的街坊。
我在联防队工作的时候帮助过那些老街坊，那天听说我回来，他们特意相约去看看我，不想发生了那样的事。
现在，她的身体恢复得挺好，已经出院了，我后来还给她开了个中医的调理方子。”
专访仍在进行，骆冰冰继续发问：
“魏大哥，听说当年一审的时候，你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到二审的时候改判成缓期两年执行的，是吗？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才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呢？”
“是的，当时一审的时候，判决的的确是死刑立即执行，到二审是时候改判了。
不过具体原因我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清楚，因为二审时并没有出现新的证据。
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
其一，我认为，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过罪，所有卷宗笔录里没有我认罪供述。
一审时是参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零口供判决的，到二审时还是没有取得我的认罪口供，辩护律师便提出了疑问，于是判决时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匕首刀鞘一直没有找到。
二审辩护律师据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既然杀人凶器留在了现场，凶手就没有理由和必要带走或藏匿刀鞘。
如果带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刀鞘一直挂在凶手的腰带上，要么就是凶手作案时由于紧张，刀鞘一直握在手里。
而调查发现我是直接回家睡觉的，衣服就仍在院子里，没有发现刀鞘，侦查机关找遍了我回家途中所有的田沟塘坝，都没有找到。
因此，辩护律师认为，案件的关键证据缺失，不能完全排除凶手另有其人的可能性。
同时，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DNA检测的准确性特别是排他性并不是很高。
所以，结合上面两个疑点，辩护律师认为，凶手极有可能另有其人。
我想，这才是导致二审的改判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位律师，可以说是他保住了我的一条命，才能有后来的沉冤得雪，否则，纵然还了我的清白，怕是我也没命活到那一天。
遗憾的是，当时我的状态很糟，完全记不清辩护律师的信息，连他的姓名单位都不记得，出狱后，虽然我一直在打听那位律师的情况，但是一无所获。”
“是的，照这么说，你真的是应该好好谢谢他。”
“如果你遇到那位律师，还能认出来吗？”
“说真的，我认不出他，由于那辩护律师是法院指定的，我并不认识他，甚至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开庭前他肯定是到看守所见过我，不过我在一审判决后就神志不清了，不相信任何人，也不想见任何人，更不和任何人交流，所以我连他的姓名、年龄甚至模样都不记得。
十四年过去了，估计他应该七十多岁了吧。”
骆冰冰接着说：
“好吧，既然魏大哥已经不认识这位辩护律师了，我们暂时就不说这个话题了。